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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的教师梦(钱理群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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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 一
    我真正当老师,是在大学毕业后分配到贵州安顺地区卫生学校教书。对我来说,这是人生的一个巨大转折。你想,我从北京一直下到最边远的贵州,又是1960年的大饥饿的年代,而且在中等专业学校教语文,学生根本没有心思学。想走走不了,想考研究生,又不让考。怎么办?我当时作了一个选择,用今天的话来说,也可以叫自我设计,这个设计几乎决定了我的一生。
    我把自己的理想分成两个层面。首先是客观条件已经具备,只要主观努力就可以实现的理想。我一分析,不管环境多恶劣,反正我是教师,我就做一个最受欢迎的语文老师。这是一个现实的目标。同时我定了第二个目标,就是现实条件不具备的,而且不知道什么时候具备,需要等待的,要作准备的一个更大的理想。当时,我的更大理想一个是到南京师大附中教书,第二个目标就是到北大教书,讲“我的鲁迅观”。
    我先为实现现实的理想而努力。当时年轻,一下就把被褥搬到学生宿舍,和学生同吃同住同劳动。不让我当班主任,我就做一个不是班主任的班主任。新学生一来,我就先看学生入学照片,把他们全都记熟了,主动上门和每一个学生聊天,了解他们的基本状况;以后又编写学生学习档案,有针对性地对学生进行个别辅导——后来“文革”中,“对学生太热情”也成了我的一条罪状。我还和学生一起爬山、踢足球,完全打成一片。这样我很快就成为这个学校最受欢迎的教师,但却害了学生。“文革”开始时到处挖“三家村”,我们学校以我为首就挖了四五个“三家村”:有和我踢球、爬山的,和我一起编墙报的,等等。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,也就是在和这些学生的共同生活中,我感到生命的意义和价值。我常常想,如果没有这样一些学生,我肯定很难在贵州坚持18年,更难渡过“文化大革命”这一关。可以说,我是和这些贵州的学生结下了患难之交、生死之交的,所以后来到了北大,我还和他们保持联系。我常常说我这个学者有两个精神基地,一个是北大,一个是贵州,其联系纽带就是青年学生。
    我去贵州讲学,以前卫校的学生在电视上看到我,就立刻到电视台打听我的地址,然后就聚集了好几位同学,还有的从几百里外赶到贵阳来看我。他们到现在还记得我,这一点仍然让我感动。“文革”结束后,我考上了研究生,就离开了这批学生。
    ——这就说到了我的第二个理想的梦:要到北大讲鲁迅,唯一的路就是考研究生。而直到1978年,也就是我39岁时,才被允许考研究生,而且只有一个月的准备时间。但其实我已经准备了18年:从21岁到贵州教书那一天起,我就利用业余时间、研读鲁迅作品,写了上百万字的笔记。正是靠这长期的积累,我终于赶上了最后一班车。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  二
    我有一种理念,就是教学本质是一种自我发现。教学的过程是学生发现自我的过程,同时也是教师发现自我的过程。这是双向激发的生命运动:学生内心深处最美好的东西被教师激发出来,在这一过程中,教师自己心灵中最美好的东西也同时激发出来,这样教与学双方都达到了一种真实的精神的提升。
    在上课中,老师和学生之间有一种精神的交流;上完课双方的精神都升华了。于是,每上一课,我都有一种期待,因此,上课前也总有一种新鲜感、兴奋感、紧张感。我教了那么多年的书,但每一年在上第一节课时都非常紧张。
我非常重视上第一节课,包括这次到附中来,为了上好第一节课,我在北京就先准备了两天,并且提前四天到附中来,就是为了要准备好这第一堂课。我为什么这样紧张?就是因为心里没有底。我在北大上课是非常有把握的,北大的学生能理解我,但是附中的学生,已经是我孙子辈了,他们能理解我吗?能和我交流吗?我和他们之间能有会心的微笑吗?有还是没有,关系着我的教育理念:我追求和学生之间的这种心灵的交流。如果学生木呆呆地听我讲课,我一点感觉都没有,就会觉得我的教育失败了。
    为了避免这样的失败,就必须作充分的准备,把可能发生的一切,都要预先想好,作精心的设计。我的第一堂课的教案都是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好的,包括一些重要的“闲话”。开头要怎么讲,你要给学生一个什么“第一印象”,你通过你的一句话,把一个什么东西传递给学生,这些都要想好。第一堂课,开头几堂课上好了,在师生之间建立起一种信任感,创造了一种自由交流的气氛,以后的课就好上了,吊起的那颗心也就可以落下了。我这次到附中上课,大概上到第三次课,当我高声朗读鲁迅《阿长和<山海经>》里最后一句话:“仁厚黑暗的地母呵,愿在你怀里永安他的魂灵!”我看见学生的眼睛发亮了,就知道他们的心灵和我发生共鸣了。就在这一瞬间,鲁迅与学生,我与学生,也就是作者,教师与学生之间发生了心灵的相遇,不但这堂课成功了,更意味着中学生们终于“认可”我这个原来是陌生的多少有点敬畏的大学教授了。
    我教了几十年的书,中学与大学都教过,不知道教了多少届的学生,差不多每一届都要经历这样一个由陌生、紧张的距离感到心灵沟通的过程。这样,我就始终保持着一种教育的新鲜感,每教一届学生,甚至每上一堂课,对我来说,都是一个新的开始,都面临着新的挑战。
    我自己非常珍惜这样的新鲜感,我称之为“黎明感觉”。我知道这很不容易,因为任何一件工作,包括教师的工作在内,一旦成为职业,就会产生职业性的倦怠感,就有可能变成“机器”,变成“油子”,所谓“教书匠”就是这样的“教书机器”、“老师油子”。在“黎明感觉”的背后,是一颗赤子之心,是一种“永远年轻”的精神状态。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三
    当然,我们也不必回避:教师也有很多痛苦,甚至是巨大的痛苦。在我的教师生涯中就有过这样的剧烈的记忆。
那是“文革”中发生的事:“文革”前,我已经说过,我和学生住在一起,吃在一起,生活在一起,发现学生都非常穷困,于是就主动地给他们买衣服,买袜子、鞋,对于我来说,这是很自然的,当教师的就应该这么做;没想到“文革”一开始我被打成“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”,这就成了我的一条罪名。有一天我睡觉醒来,看见房间里面挂着我送给学生的衣服,旁边写着“钱理群,还给你的狗皮”几个大字。当时我就觉得我的心被捅了一刀,而且这是我心爱的学生捅的,我真是伤心透了。
    还有一个班的学生,全是贫下中农的子弟,我对他们的教育可以说是呕心沥血。他们受到不公平的待遇,在“文革”中,尽管我自己的处境已经极其糟糕,还是为他们说话。他们毕业的时候,工宣队告诉他们钱理群是一个反革命分子,全班同学就要和我划清界线,拍毕业照拒绝我参加。只有一个同学站出来说话:钱老师冒着风险来支持我们,你们这样对待他,太没有良心了;并且宣布:你们不要钱老师照相,我也拒绝照相。他的这一态度使我的流血的心灵多少感到一点欣慰,因此我永远记着这个学生。但更多的学生却使我失望,这心灵的创伤老实说至今也没有完全愈合。
我清醒地意识到,年轻人永远是幼稚的,在某种条件下,他们还会做这样的伤害老师的蠢事。教师这样的职业,很难避免这样的不公平的对待。我们不能期待所付出的一切都能得到好的回报,有的时候就会遇到这样一种残酷的回报。但是尽管这样,我还要教书,我对学生还是这样地热情,所以有时候我觉得这是宿命。不管怎样,反正我要当老师,我要教书。
    明知这是一个梦,还要做。因为这是美丽的梦,没有梦的人生是更加没有意义和价值的。有人说这是痴梦,痴迷如此,痴心不变,既无可奈何,又十分美好。教师就是只能“只管耕耘,不顾收获”。我常常想起曹禺剧本里的一句话“想想你忍不住要哭,想想你忍不住又要笑啊。”这就是生活,教师的生活。
我现在退休了,回顾自己一生的教师生涯,真是想想要哭,很多次让你要哭;想想又要笑,很多事让你笑。这就是生活的真实,教师生活的真实。我们正视它,又永远摆脱不了它,形成了生命的一种缠绕,而生命的真实意义正实现在这种缠绕之中。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(摘自《我的教师梦:钱理群教育讲演录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)   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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